挪威国油2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

当前要把增加社会资本金投资和融资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处理好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关系，研究推动保险资金、养老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入市，畅通PE/VC的融资渠道和退出渠道等等。

2005年日本海外投资收益达到 11.4万亿日元。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净资本输出国，长期以来（个别时期除外）中国的投资收益都是负数。

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因而该国是债务国。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加速改革，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此外，中国也没有关于FDI存量的统计。中国外汇储备是1万亿美元，假设回报率是5%，则中国所取得的投资收益也应该为500亿美元（其他投资收益略而不计）。这是日本历史上投资收益顺差首次超过贸易顺差。

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克洛舍提出了国际收支格局变化的六阶段假说。假设外资存量是5000亿美元 （一些人认为只有2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利润率是10% （世界银行的调查数字是22%），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就应该为500亿美元。对它们的理论内容需要分析和鉴别。

古今中外，其先例不可胜数。所以他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国富论》。今天，通过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发生的历史性失败，我们已有必要重新审视曾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导向理论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工厂破产，商店、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而调节供求的必然相伴结果。

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均衡发展。因此这一原理实际是凯恩斯抄袭马克思的。

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李斯特揭露，斯密的世界主义是帮助英国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的经济理论工具。相反，在现实经济中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工人（即资本存量）。（《大萧条》，1934年伦敦，第193页。

这个原理对于解释1988至1989年以后我国大中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工业结构危机的发生，是有特殊意义。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自动退出这个生产部门。

，到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东欧国家制度的倾覆与苏联的社会动乱，以错误经济理论导致错误经济和社会政策，诱导出社会动乱的前车之鉴，在近代经济史上比比皆是。第二条理论线索，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

他们认为，如果发生危机，那只是经济暂时的失调或偏离。所谓兵是指军事、战争。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4）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实际上，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上述市场自动机模型中已经隐涵。市场仿佛是一种美妙的自动机装置，而企业家像是自动机那样地进行活动。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往往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这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要点：（1）认为专业分工和自由竞争可以形成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按照这一理论，工业品应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热带国为世界市场专业生产水果、海洋国提供水产、原料国提供原料、人口国提供廉价劳力等等。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极权主义的处置。

而所谓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是生存在永久和平局面下，并且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利益。（《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随着投资扩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有趋下降的趋势。

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萨缪尔森在该书第三段称此书是全部新古典学派的综合。

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正是由于无视生产能力发生过剩的可能性，才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第二，所谓发挥国际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对于主要依赖输出农矿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非发达国，恰恰是经济劣势。19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关于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还往往反映了民族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尖锐争夺（例如19世纪英、美、德、法等国关于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日本《经济学人》1988．11，盐泽田典文）。

然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同上，第33章）有意思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读这些话，我们有时似乎感到李斯特是为现代中国人而写作的。

（同上，第10章）迄今，李斯特似乎还是中国经济学界很不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W．Lenotief）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尽管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在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许多命题和定理是证明市场如何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国介绍不多。

他讽刺地指出：每年在1／4以上的学位论文被席卷到这一假说的潮流中。）实际上，如果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理论内容未必直接关系到人的利益问题，而党性、阶级性还可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比经济学更直接地关联着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切身经济利益问题。

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的代价有多人？是否可保证必定获利？其次，投资转移适应需求是需要时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与凯恩斯学说一起在中国并行不悖地大为流行，并且深刻影响了某些经济决策的另一派西方经济理论，却恰恰是凯恩斯所极力攻击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本来已经完全摧毁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